〔英〕罗伯特·麦克法伦
我们对风景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塑造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看风景时，看到的并非实际存在的东西，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认为存在的东西。
我们赋予风景一些并非它们所固有的特质——比如野蛮、荒凉，又依据这些特质来评价风景。
换句话说，我们是在解读风景，根据自身的经验和记忆，以及共有的文化记忆来理解它们的形态。虽然人们历来会以种种方式进入荒野来逃避文明或世俗，但他们事实上还是在透过联想这一滤镜来观察荒野，就像观察其他事物一样。
威廉·布莱克确切地指出了这一道理，他写道：“让某些人喜悦得热泪盈眶的树木，在另一些人眼中不过是挡了路的绿色物体。”从历史上看，山峰也一样。
（梅源摘自南海出版公司《念念远山》一书）
来源：凤凰网
“老狼的演唱会等了很久，本来准备独自去看，家属非坚持带娃去北京玩一趟，变成了拖家带口的行程……很多和我们一样带着小孩来的，想着 20 年前他们也都是青春无悔的年纪，有点小感动，第一首《北京的冬天》就绷不住哭了。我右边坐着一个人来的 95 后小姑娘，整个过程跟着唱也哭了很多次……”
老狼缓慢地读着演唱会后乐迷写的现场repo，读完后羞赧一笑：“你看我也会小得意，小满足。”然而，这种得意和满足转瞬既逝，在访谈中，老狼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“幸运”，在他看来，被传说成校园民谣的代言人，于内心是惭愧的，“所谓‘白衣飘飘的年代’是一批校园民谣创作者带领的一个时代，我因为唱了一首歌而接受了所有的荣光，遮挡了大家的光芒。”
而且，这份幸运又持续了近 30 年——在唱伴奏带过时后，他碰巧遇到了一起做现场音乐的朋友，赶上了音乐节在国内兴起，看似名气刚要过去又参加了《我是歌手》，后来短视频时代又将当年的歌曲再次捧红——这一次次机缘巧合，都被老狼归结为“幸运的成分”，谦逊至极。
谈论自我这件事情，在谦卑的人看来，总会是一件稍显自大的事情。老狼坦承其实不那么想接受采访，“关于青春的话题如今还要反复说挺无趣的”。但当采访真的到来，他还是无比配合地为我们讲述着“老狼”身份背后一个普通中年人的日常——
他担心孩子的成长，“最大的焦虑来自下一代，我不知道怎么教育他们”；送别老去的朋友，“到我们这年纪，好多人都是在病房里道别”；同样直面自己的衰老，喜欢晚上闯荡摇滚青年出没的School，“老人就是缺这种，就到年轻人这采气来了”……
以下为此次访谈的文字实录。
凤凰网 X 老狼（左）访谈花絮
01
「我只是校园民谣的既得利益者」
凤凰网读书：狼叔你好像有点害怕接受采访，为什么？
老狼：其实也不是害怕，我就觉得没什么意义，因为很多话题反复说，其实对我来说，就没有太大的意思。
凤凰网读书：什么话题是被说得最多的？
老狼：就比如说怎么出道、怎么开始唱歌，我们唱的又是那种关于青春的一代人的回忆呀，等等等等，反复让我来讲述我们的青少年时代，我觉得说多了挺无趣的。
凤凰网读书：《校园民谣》（1）这张专辑到今年刚好发行 30 年了，你觉得为什么大家老让你说 30 年前的事呢？
老狼：当时的校园民谣确实给那一代人带来很多影响，所以大家对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校园民谣时代的那些歌曲。但是我其实有点羞愧，因为实际上校园民谣它是一代人或者一群人的共同记忆，我在里面既没有写歌也没有参与创作，我只是一个既得利益者，只是参与了唱，而且是因为跟高晓松的关系，我才加入到这个阵营，到最后慢慢被传说成了校园民谣的代言人，所以我个人的心情上就有点惭愧了。
1994年，由大地唱片发行的《校园民谣》（1）合辑正式出版
凤凰网读书：一遍遍去回忆的过程我看你用过一个词，叫一直在“重新编辑记忆”。
老狼：我们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、没有自媒体，当时的一些故事被现代的自媒体重新编辑后，加了好多杜撰，所以看起来就会觉得特别可笑。比如说我跟我媳妇的爱情故事、我跟高晓松的那些故事，被自媒体写得面目全非，有时候觉得挺……但是你知道你也无力去反驳这些事。
凤凰网读书：你也提过一个词，叫“扮演老狼”，你说老狼这个人是你跟高晓松一起打造的，那个“老狼”代表一种感伤的、唯美的形象，然后你话锋一转，说但你其实本人不这样，这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老狼。
老狼：是这样的，比如我们小时候听一个歌星的音乐、喜欢的一个歌手的歌，会通过他唱的歌、他写的歌，去描绘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。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个人，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
就像我们小时候认为齐秦、罗大佑是什么样，到后来我们真的接触到他们、认识他们，他们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，跟想象中或者说音乐中所描绘出来的那个人是不一样的。
所以我说的所谓“角色扮演”，是我在扮演歌迷心目中“老狼”这个形象，是扮演他们想象中那种唯美、感伤的东西，那种关于青春记忆的东西，但并不是一个我个人完整的形象。
凤凰网读书：老狼这个身份给你带来过困扰吗？
老狼：曾经好像有过。成名大概七八年后，有段时间我觉得特无聊，就纠结过一段时间。像我们那个年代，最多的叫走穴，我们要去演出挣钱，那时候中国整个音乐大环境都用伴奏带走穴，相当于唱卡拉OK。到每一个地方都是晚会式的，七八个明星一起，大家把自己耳熟能详的歌唱一下……
一直重复这种生活，重复一段时间后我就觉得太无聊了，后来就不太想持续下去了，是因为跟乐手、跟乐队一起重新合作，才重拾热情，重新感受到在舞台上的乐趣。
凤凰网读书：有想过要挣脱这种身份的时候吗？
老狼：对。有一阵就很少演出，我特别无聊的时候，就跑到三里屯的酒吧去唱。当时我有几个朋友在酒吧当乐手，我跟老板说我也想来唱，但是我的条件就是我不唱《同桌的你》这种成名曲，我只唱我喜欢的英文歌。
凤凰网读书：你在那里唱英文歌的时候，他们知道你是老狼吗？
老狼：知道。偶尔大家也说来一个《同桌的你》什么的，我就说我在这唱英文歌，大家也没有那么较劲，非让你怎么样，因为那种酒吧只是给酒客提供现场音乐，没有像在演艺吧里比如说要点你唱哪首歌，你才能挣到钱。
凤凰网读书：现在还有那种困扰吗？
老狼：现在还好，现在有乐队，我觉得有点像一种集体生活，大家一块出去（演出），在台上也没那么尴尬，要不然你就一个人在台上，手脚也不知道放哪，别人上来送花你还得跟人合影……现在有乐队就特舒服，反正有一大帮人陪着你。
02
「我们那个时代很早就过去了」
凤凰网读书：狼叔你刚一直跟我讲，觉得自己特别幸运。我想知道少年得志这种经历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样的？会不会让你现在比较无欲无求？
老狼：也不是，其实是没见过真钱，我觉得我们这一辈人，像我、杨葵、狗子、唐大年……因为生活在北京，家里都有房，如果没有大的欲望，其实也就这么过下来了。
纪录片《三味线》剧照，由左至右：老狼、狗子、唐大年
不是开玩笑，没见过真钱，不知道真正有钱人会过什么样的生活，后来慢慢知道了，其实也有点小羡慕，但是觉得再努力好像有点来不及了。
凤凰网读书：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有点小羡慕的？
老狼：比如说互联网新贵，我老婆在雅虎工作，当时雅虎收购周鸿祎的公司，给他付了大概10亿多美金现金。人家可以随便去法国买个酒庄、去太平洋买一座岛、买架私人飞机等等，其实真正有钱的生活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。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在北京，没有那么大的生存压力，所以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积极努力去生活、去打拼。
凤凰网读书：我理解的“少年得志”还不仅仅是钱的事。你看很多人到了中年依然在拼搏，他可能还是想获得认同感、或别人的尊重、或在这个领域上的成就，是不是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很多关注，所以到了中年反而不这么追求了？
老狼：我觉得可能追求也追求不到了。
凤凰网读书：就比如说你2007 年以后就没有再出过新专辑了，要是追求的话怎么也出张专辑吧，这是我们外人通常会有的想象。
老狼：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很早就过去了，我之所以还能维持现在的状态，就像我说的，有幸运的成分，比如突然抖音火了，我们很多演出视频又被大家翻出来重新去诉说、去讲述某些他们自己的一些情怀和故事……我觉得可能有这些成分在里面，实际上后来这些（年）没有正经去做很多事情。
凤凰网读书：是不是因为你已早早尝到了万众瞩目的感觉？
老狼：也不是，我觉得每个人干什么事多多少少得有点天分，比如易烊千玺可能最早出道是在 TFBOYS 唱歌，后来演戏上很有天分就开始演戏，结果换了赛道之后，他的事业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成功。
有些人像是带货什么的，可能天生特别有煽动性，我尝试过一两次直播，就拿着手机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尤其面对一个虚空的互联网世界，网友都是网名，我就更不知道该跟他们聊什么，我可能就不善于干这个。
后来也有好多人找我问想不想演戏什么的，我也试过，发现干不了、不适合，所以就给自己找了一个下坡路，我干我现在这点事就完了，确实可能好多事是我力所不能及的。
凤凰网读书：你现在也会希望得到更多关注吗？
老狼：实话说当然得到关注还是挺开心的，但是现在其实也没那么强烈的欲望，因为毕竟 50 多岁了，已经过了最喜欢招摇的那个年代。
我在舞台上还挺享受的。玩音乐它好在哪？可以在某一个时刻给这个气场里注入一种情绪、能够影响到别人，还是一件挺嗨的事。对我来说，你的情绪能够影响到别人的情绪，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。
1995年，老狼坐在家外走廊 / 摄影：高原
03
「我特别享受庸常的生活」
凤凰网读书：好像狼叔你在网上从来没有什么负面评价。
老狼：千万不能这么说，说着说着就来了。
凤凰网读书：有没有某些评价你还是会介意？或者说以前会介意的？
老狼：当时有，但是，嗨，我觉得反正出来混，总归得需要被别人评论吧。反正互联网时代，你没法去跟各种声音搏斗，没有那精力去搏斗。
凤凰网读书：从出道到现在，哪些声音是让你有点受伤的？
老狼：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。
凤凰网读书：那比如大众可能知道最多的就是《同桌的你》，这件事会让你有点困扰吗？
老狼：稍微有一点困扰吧，但是可能一首歌被大家接受它有各种各样的机缘，就像有些乐队也好、包括我自己也好，慢慢地通过一些演出，越来越多的歌被别人接受了，还挺满足的。我自己喜欢的很多歌手、乐队，他们有太多好东西没有被大众知道，就特别可惜。
其实每个人可能内心都有这个交战的过程，比如说前一阵柳爽参加节目，他不想唱《漠河舞厅》，包括我后来参加央视或者一些大的电视台的节目，每到毕业季就希望我去唱《同桌的你》，我其实也很不愿意接受。但是后来我想，毕竟演艺这行它是一个愉悦大众的职业，所以有时候你不得不接受这些东西，那我们就希望呈现出尽量不一样的形式。
大概是 4 年前，当时央视教师节晚会，他们说你来唱《同桌的你》吧，我说那这样行不行，当时我有个朋友在南京做一个公益组织，叫做“学唱团”，就是组织一些素人翻唱经典歌曲，那种场景让我觉得特别舒服，我就说我能不能跟他们合作完成这首歌。
后来专门从南京调了 30 多人的素人合唱团到北京来，一起在百花录音棚排练。排练的过程拍了一部纪录短片，我自己特别喜欢，片子里记录下来的每一张洋溢着幸福的面孔让我难忘，我觉得无论那场晚会最后呈现出来什么样，有了那个片子我就挺满足了。
有时候虽然那些歌被唱了很多遍，但是在不同的场景里、面对不同的观众、有着不同的现场，它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气场在里面，那种感觉还挺不一般的。
老狼&学唱团《同桌的你/恋恋风尘》
凤凰网读书：你觉得柳爽为什么不愿意唱《漠河舞厅》？
老狼：因为太火了。
凤凰网读书：《同桌的你》一直以来也很火呀。
老狼：他可能还没想明白。
凤凰网读书：你想明白了是吧？
老狼：差不多是这样吧。
凤凰网读书： 你大概 从 什么时候开始有点想明白了关于名利要不要努力一把？
老狼：其实我没觉得我想明白了，就由它去吧，我比较喜欢借坡下驴、随波逐流，说好听点叫随遇而安，我不太会特别跟自己较劲，或者说去想太多、追究那些特别根源的东西，比如说人为什么存在、存在的意义在哪，我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人，也是（过着）一种比较浅薄的生活方式，不会特别认真地去想那些终极问题。
凤凰网读书：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如果搞创作，不管是写作还是写歌，都要有个阶段去思考一些比较终极的问题。
老狼：因为我看到身边那些搞创作的人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比较孤独，必须得一个人面对自己的内心，是件挺可怜的事。
凤凰网读书：你参加《我是歌手》的时候，选的第一首歌是朴树的，你也多次谈到过羡慕他的那种创作能力，但是你也不愿意承受那种创作带来的痛苦吧？
老狼：差不多吧，你看他那些歌词，一看就是在孤绝的状态里挑战自己内心的结果。
凤凰网读书：你希望快乐一些？
老狼：我不是希望，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浅的人，就是比较轻松的人，不太喜欢特别严肃的生活。
凤凰网读书：你说你是一个很容易被庸常生活打败的人。
老狼：是，我特别享受庸常的生活，因为我觉得特别舒服。
04
「到年轻人这采气来了」
凤凰网读书：狼叔晚上是不是经常来School？
老狼：对，我经常来这，有时候为了看看新乐队。
我更多还是喜欢这里的氛围，一个是能看现场音乐，看看现在年轻乐队都在玩些什么，因为来这演出的乐队也挺繁杂，各种类型都有。再加上在外面喝酒的时候，能跟这些年轻人聊聊天，能知道他们怎么想的。
老狼（右）与School老板刘非（左）在School
凤凰网读书：你好像经常提到说挺想知道年轻人怎么想的。
老狼：其实吧，老人就是缺这种，就到年轻人这采气来了，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挺开心的，而且好多年轻乐队现在挺酷，跟我们当年玩乐队还不太一样，比如说当年有好多小说也好、文字也好，就讲述为了音乐不顾一切，要抛家舍业、要死磕到底，我其实不太认同。
因为你死磕到底是不是意味着你还得捆绑着你的家人，你周边的人也陪你死磕，我倒觉得现在好多年轻人挺酷的，他们有自己的工作、有自己的职业，挣了钱然后业余来玩玩音乐，还有乐队女主唱是什么科学家还是物理学家……有乐手演出完了拎着琴就跑，我说干吗去，他说明天还得上班呢，就赶快回家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挺不一样，有梦想，也有很现实的东西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
凤凰网读书：我感觉你接触到的年轻人跟我接触到的不是一波人，比如说我有个实习生，当时是研二，每天就想着是要读博还是要考公，好像跟你见到的年轻人不是一回事。
老狼：我说不上来。我还真接触过一批校园里的摇滚歌迷，还都挺不一样的，他们会想一些比较理想化的东西，而且也有在学校里玩乐队的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的区别，是不是跟家庭有关系？
凤凰网读书：以前你们玩乐队的都是家境很好的人吗？
老狼：我觉得可能当时大部分来自于核心城市，大家没有那么强烈的生存压力，就大不了回家吃饭，住的也是家里的房子，不像现在如果一个人来北京生活、生存、工作，整个生存环境比较恶劣、压力也比较大，要交房租、要吃饭、要社交什么的，跟我们那个时代确实不太一样。
而且当时我们玩摇滚的那帮人，大部分都来自文艺团体的家庭，多多少少受到父母的影响，喜欢在舞台上展现自己。
凤凰网读书：好像你被说过很多次，说老狼一直在提携各种年轻的音乐人，你就此回应说，“其实不是我提携他们，是他们救了我”。
老狼：也不是说救了我。那时候我跟万晓利、马条他们一块玩，去鼓楼那一带特别小的演艺酒吧里，当时有乐队玩现场音乐，就像现在的 live music。我那会不是唱伴奏唱得特别颓特别绝望嘛，我说这现场挺好玩，就跟他们一起玩现场音乐，在酒吧里演出、唱歌。马条最早还帮我弹过吉他，就有了鼓手、贝斯手、吉他手，大家在一块玩，我觉得是他们把我又重新带回到音乐的道路上来。
因为有了他们，我后来才会重新组乐队，再拉起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班子，正好赶上过了两年，国内开始越来越多的音乐节和 live house 的演出，正好因为我有了乐队，无缝接轨到下一个时代。但是比如像我们一些同时代的歌手，慢慢就被这个市场放弃了，因为后来没有晚会了，用晚会、卡拉OK的这种形式越来越少了…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是他们救了我。
今年6月1日，老狼与他的乐队在“给小孩公益音乐会”现场压轴
凤凰网读书： 你一直 说自己是个幸运的人，你不觉得很多幸运的因，其实还是你自己种的？
老狼：如果这么分析起来，可能多多少少有一点。
凤凰网读书：我觉得你好像做到了两件最简单又最难做的事情——对自己好、对别人好，你对自己好就是不逼自己，回到刚刚说的，2007 年以后你就不出专辑了，很多歌迷肯定一直在等，是因为没有合作得更好的音乐人了吗？
老狼：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原因。再一个，属于我们的唱片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，所以我就不太想继续在这事上努力了，因为做一张专辑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，而且需要一个相对长的闭关独立思考的过程，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做不到这些了，再加上我又不是一个喜欢追求痛苦创作过程的人，所以对这些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了。
2007 年出的那张专辑（《北京的冬天》），我做了大概 3 年，特别痛苦，我们的制作人当时跟我合作（期间），他从恋爱、到结婚、到离婚，我的专辑还没做完，现在想起来，这个过程真的特别恐怖。
凤凰网读书：那这专辑对他来讲意义非凡。
老狼：我觉得对他、对我，可能都意义非凡，但是如果我们再重新来一回，就没这个必要了，现在其实大家并不在乎出不出专辑。
2007年2月，老狼发行第三张个人音乐专辑《北京的冬天》
05
「好像自己就是老了」
凤凰网读书： 你出 过的三张专辑，你的家人都听过吗？比如说你父母……
老狼：那当然都听过。
凤凰网读书：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比较喜欢哪一首？
老狼：没有。
前一阵我们去录一首新疆民歌，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》，是王洛宾当时在新疆采风后把它汉化的一首哈萨克民歌。我唱的时候突然有一阵特别感动，因为我在想，如果我妈还活着，她肯定会特别开心我来唱这首歌，因为在她们那年代，有很多她们认为好的东西她希望我来唱，我当时就不屑一顾。
那天我们排练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》，还有哈萨克小男孩弹冬不拉、唱这首歌的哈萨克语版本，最后跟我们汉语版本融合在一起……我记得当时所有人都特别开心，觉得这首歌真好听，是被音乐所打动到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就想到，如果我妈能听到我现在唱这首歌，肯定也会特别开心。
凤凰网读书：方便问一下狼叔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多大吗？
老狼：我母亲是 2020 年去世的，其实不远。
凤凰网读书：那应该早几年唱这首歌的……
老狼：对，当时只是那么一想，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一首歌可能都有它的机缘在。我小时候，我母亲她们为了搞创作，去到西南比如贵州、云南或者海南岛，录过很多民歌，采风回来录的那种磁带大概有四五十盒。
后来我就想录那些流行歌曲，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从别人那转录，所以把她那些东西都给洗掉了，我现在想起来好后悔，特别可惜，她们那个年代到那些地方去，能够采到那些东西，到今天可能越来越困难了，可能好多人已经不在了，想起来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凤凰网读书：那你最早玩乐队的时候你父母是什么感觉？
老狼：他们觉得那个就是瞎扯、闹着玩，也不理解那是什么东西。其实我们（自己）也谈不上理解，只是说有点荷尔蒙过剩，无处挥洒自己剩余的精力，再加上我觉得在一块排练挺爷们的，因为那时候没有几个女孩玩乐队，几个男的能够在一块共同完成一件理想中的东西，会觉得特别开心。
青铜器乐队在外交人员大酒家的演出，照片的日期显示为1990年12月25日。左起：戴涛（吉他），老狼（主唱），白方林（吉他）。当时鼓手为陆费汉强、贝司许宁峰、键盘赵伟。
凤凰网读书：我这两天听到你在青铜器时期演唱的《弗洛伊德弟子》，还挺好听。之前青铜器乐队的人，后来除了你与高晓松成名了，其他人干嘛去了？
老狼：其他人有的就回归正常生活了，有的人去做保险了，反正就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，有的人开工厂然后挣得钱很多，当老板了，胖乎乎的。
凤凰网读书：你说的那胖乎乎的是陆费吗？
老狼：不是，不是陆费。
凤凰网读书：那他后来干吗去了，你不是说有人开厂子了？
老狼：他前两年去世了，得了癌症。反正到我们这年纪，最后大家在病房里边道别，那种感觉挺难受的，因为小时候都一起意气风发折腾过。
凤凰网读书：像这种要跟身边的人告别的事情，你这两年经历得多吗？
老狼：三四起吧。我觉得它很难用一种情绪去讲述，是一个挺复杂的（感受），尤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你的现实生活里消失，那种感受不是特别简单用一两种情绪就够表达出来的。
我们有一位诗人朋友叫大仙，他在八宝山开追悼会，开完追悼会大家其实没有痛哭流涕，出来就近找一早点铺，然后就开始喝啤酒，从早上大家就嘻嘻哈哈聊点往事，一直在那喝酒，从早上一直喝到晚上，就觉得也是一种祭奠朋友的方式。
凤凰网读书：你们一块从八宝山出来喝啤酒这个场景还挺动人的，就是没有停留在表面的悲伤上。
老狼：其实那种悲伤它不是特别表面的，比如说要大家坐那哭什么的，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内心的东西。
凤凰网读书： 狼叔你会觉 得——这句话当然有点俗——就是一代人老去的那种感觉吗？
老狼：我现在其实特别明显能感觉到我们的老去，尤其现在互联网时代这些新的音乐、新的歌手（出现）…… 真的觉得好像自己就是老了。
凤凰网读书：这个老只是退出历史舞台，我说的老去是真的要开始面对生离死别的那种老。
老狼：那肯定的啊，这已经是常事了。
凤凰网读书：因为狼叔你家孩子特别小，你会不会跟自己说“我得等儿子长大，我得多活两年”？
老狼：谈不上吧。我就在想其实一个人活到 100 岁或 50 岁去世，虽然对个体来说差别挺大，但是对整个世界来说，好像也没有特别怎么样……
凤凰网读书：我会觉得对于你身边的人，比如说家人，个体的 50 多岁和 100 多岁还是差别蛮大的。
老狼：我现在基本上比较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，接受生离死别。
凤凰网读书：我是看大概五年前你上《朗读者》，你说“等我到 60 岁的时候我儿子才 16 岁，那时候可能正叛逆，可别把我给气死了”。
老狼：对，其实最大的焦虑就在这，就是来自下一代的这种焦虑，一个是我觉得不知道怎么教育他们，因为我也不会、不懂；然后现在的孩子他们成长在手机的时代，这东西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，他们接受的讯息来自于四面八方，每天有各式各样的讯息，知道好多我都不知道的乱七八糟的知识……有时候会觉得挺麻烦，不知道怎么办。
而且尤其在三年疫情期间，因为大量上网课，所以必须得给他用电脑，他们就离不开这东西，慢慢养成了习惯，我就在想后面会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，现在就不断控制不让他用这些，但是他一有时间就想去看。
我在那拉提拍片的时候，剧组在拍摄，正好没有我的事，我就在旁边溜达，看见一对哈萨克小孩在草原上摔跤，傍晚夕阳洒在草原上，我当时就拿手机拍下来那个场景，觉得特别美好。
在那拉提草原摔跤的哈萨克男孩 / 截图自老狼的视频号
我可能更希望我的孩子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，但是有时候反过来想，其实是一个悖论，虽然他们在空气、风景好，在那么健康的环境里，但是他们遭遇的那些生活的痛苦，可能是我们没法了解和理解的。你不知道他们家里是不是有钱，如果生了病会怎么样，他可能也没受过什么教育……只是我浪漫的想象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在这摔跤会多么开心，而他们（却）在家里拿着部手机看短视频。
凤凰网读书：在我们想象中，一个歌手或者一个音乐人，家庭对他们来讲可能没有音乐对他们来讲重要，但是你给我的感觉是家人更重要。
老狼：如果让我说，我觉得身心健康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他是一个开朗的人，走到任何环境里都是开朗的，如果他被社会那些丧的东西影响太多或者他成长的压力太大，造成他身体上、心灵上的那些创伤是很难愈合的，所以我希望他有一个快乐长大的过程。
06
「不变是大家的美好愿望而已」
凤凰网读书：当大家想到你时，还是会提起“白衣飘飘”，如果让你现在回忆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，能想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
老狼：还是比较理想主义，那时候学校里比较崇敬的是诗人，所以才会有“白衣飘飘”那种想象，但是这个世界其实是很现实的，大家最后发现原来钱那么有好处，所以就开始创业，我现在一听“创业”俩字就头疼。
凤凰网读书：你回想起那个时代，它带有一层滤镜吗？
老狼：我觉得那个时代相对单纯是因为大家没见过钱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没怎么经历过社会的大变动，就像我们家都是单位分的房子，甚至连家具、我们睡的床都是公家分的，到结婚的时候送一把暖壶，已经是可以拿得出手的礼物了。所以那时候大家没有见识过什么东西，相对来说生活和情感都比较单纯，到现在就越来越复杂了。
凤凰网读书：大家老把你当作那个时代的符号，你对这个事会觉得不那么自在吗？
老狼：我觉得挺好的，还得说幸运。
凤凰网读书：你说幸运的意思是？
老狼：我说幸运是因为我代替了那些人去接受了很多荣誉和赞美，比如很多人不知道那些歌是高晓松、郁冬他们写的，也不知道所谓“白衣飘飘的年代”是一批校园民谣创作者带领的一个时代，所以我觉得我是幸运的。我等于遮挡了大家的光芒，因为我唱了一首歌太出名了，接受了所有的荣光，我的形象也是被大家当作那个年代的记忆。
凤凰网读书：你上春晚是在 1995 年，我看了一下那年春晚的节目单，有《笑脸》《雾里看花》，还有赵丽蓉老师的《如此包装》，那些东西好像都已经成为时代的眼泪了，但狼叔你不是。
老狼：我是时代的什么？
凤凰网读书：是时代的在场者。因为过了这么多年，赵丽蓉老师已经去世了，还有一些人可能确实随着时代过去了，也不再被人提起了，但是狼叔你还一直跟我们一块往前走着……
老狼：所以我幸运，其实一直在讲，卡拉OK过时的时候，碰巧碰到了这些玩音乐的乐手，我们就一起开始搞乐队，又赶上了音乐节的时代；慢慢下沉的时候，又参加了一个综艺《我是歌手》，再次回到公众视野；可能过了一段又下沉的时候，我的那些歌又被抖音这些短视频拿出来诉说他们自己的一些故事，所以就巧了……
拍摄花絮 / 老狼手握“第12届迷笛奖 中国摇滚贡献奖”奖杯
凤凰网读书：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比如回到迷笛（中国摇滚迷笛奖） 给你的授奖词，“老狼是没有被时代改变的人，他代表了一个不管在多么喧嚣的 时代里，能安静地唱歌的典范”，这也是很多人不停说的一句话，他们觉得所有人都变了，世界都变了，就老狼没变……
老狼：那给我压力太大了，我其实一直也在变。
凤凰网读书：你哪变了？
老狼：我哪都变了。头发都变白了，很多地儿变了，不可能不变，我觉得不变是大家心目中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。
凤凰网读书：“青春无悔”，你觉得这个词在你身上成立吗？
老狼：我觉得歌成立，在我个人不成立。
凤凰网读书： 狼叔你的青春 有什么悔？
老狼：有很多悔，比如只出了三张专辑。如果让我回到 20 年前，我可能会更努力一点去创作，或是找些人来组织一些好的东西，因为我们当时确实错过了很多重要的时刻，但是好像也没错过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凤凰网读书：你说错过了，也许当时再努力一点会有更多的歌出来？
老狼：对。可能名气就会跟现在不太一样。
凤凰网读书：没错过呢？
老狼：没错过（的是）我后来还是拥有这么多歌迷，拖家带口来看我的演唱会，读到这些的时候，还挺温暖的。
大家老追问我青春或者成长过程中有什么感动时刻，其实我老说那些听歌的人，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经历记忆在这些歌里，所以他们才会拖家带口来听演唱会，有的甚至从外地赶飞机、赶火车过来，他们要在现场去追忆自己的故事，那些故事才是最动人的。
访谈结束后，老狼自己打车离开
文艺的功用在表现作者的情感思想，传达于读者，使读者由领会而感动。就作者说，他有两重自然的急迫需要。
第一是表现。情感思想是生机，自然需要宣泄，宣泄才畅通愉快，不宣泄即抑郁苦闷。所以文艺是一件不得已的事。一个作家如果无绝对的必要，他最好是守缄默；得已而不已，勉强找话来说，他的动机就不纯正，源头就不充实，态度就不诚恳，作品也就不会有很大的艺术价值。
其次是传达的需要。人是社会动物，需要同情，自己愈珍视的精神价值愈热烈地渴望有人能分享。一个作者肯以深心的秘蕴交付给读者，就显得他对读者有极深的同情，同时也需要读者的同情报答。所以他的态度必须是诚恳的，严肃而又亲切的。如果一个作家在内心上并无这种同情，只是要向读者博取一点版税或是虚声，为达到这种不很光明的目的，就不惜择不很光明的手段，逢迎读者，欺骗读者，那也就决说不上文艺。
在事实上，文艺成为一种职业以后，这两种毛病，这表现与传达两种急迫需要的缺乏，都很普遍。作者对自己不忠实，对读者不忠实，如何能对艺术忠实呢？这是作者态度上的基本错误，许多低级趣味的表现都从此起。
第一是无病呻吟，装腔作势
文艺必出于至性深情，谁也知道。但是没有至性深情的人也常有出产作品的引诱，于是就只有装腔作势，或是取浅薄俗滥的情调加以过分的夸张。最坏的当然是装腔作势，心里没有那种感触，却装着有那种感触。
满腔尘劳俗虑，偏学陶谢恣情山水，冒充风雅；色情的追逐者实际只要满足生理的自然需要，却跟着浪漫诗人讴歌恋爱圣洁至上；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，行径近于市侩土绅，却诅咒社会黑暗，谈一点主义，喊几声口号，居然像一个革命家。如此等类，数不胜数，沐猴而冠，人不像人。
此外有班人自以为有的是情感，无论它怎么样浅薄俗滥，都把它和盘托出，尽量加以渲染夸张。这可以说是“泄气主义”。人非木石，谁对于人事物态的变化没有一点小感触？
春天来了，万物欣欣向荣，心里不免起一阵欣喜或一点留恋；秋天来了，生趣逐渐萧索，回想自家身世，多少有一点迟暮之感；清风明月不免扰动闺思，古树暮鸦不免令人暗伤羁旅；自已估定的身价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，就觉得怀才莫展，牢骚抑郁；喝了几杯老酒，心血来潮，仿佛自己有一副盖世英雄的气概，倘若有一两位“知己”，披肝沥胆，互相推许，于是感激图报的“义气”就涌上来了。
这一切本来都是人情之常，但是人情之常中正有许多荒唐妄诞，酸气滥调，除掉当作喜剧的穿插外，用不着大吹大擂。不幸许多作家终生在这些浅薄俗滥的情调中讨生活，像醉汉呓语，就把这些浅薄俗滥的情调倾泻到他们所谓“作品”里去。“一把幸酸泪”却是“满纸荒唐言”。
这种“泄气主义”有它的悠久的历史传统。中国自古有所谓“骚人墨客”，徜徉诗酒，嗟叹生平，看他们那样“狂歌当泣”的神情，竟似胸中真有销不尽的闷愁，浇不平的块垒。至于一般士女的理想向来是才子佳人，而才子佳人的唯一的身份证是“善病工愁”，“吟风弄月”。
在欧洲，与浪漫主义结缘最深的“感伤主义”（sentimentalism）事实上也还是一种“泄气主义”。诗人们都自以为是误落人寰的天仙，理想留在云端，双脚陷在泥淖，不能自拔，怨天尤人，仿佛以为不带这么一点感伤色彩，就显不出他们的高贵的身份。拜伦的那一身刺眼的服装，那一副憔悴行吟、长吁短叹的神情，在当时迷醉了几多西方的佳人才子！时代过了，我们冷眼看他一看，他那一副挺得笔直，做姿势让人画像的样子是多么滑稽可笑！
我们在这新旧交替之际，还有许多人一方面承继着固有的骚人墨客和才子佳人的传统，一方面又染着西方浪漫主义的比较粗陋一面的色彩，满纸痛哭流泪，骨子里实在没有什么亲切深挚的情感。这种作品，像柏拉图老早就已经看到的，可以逢迎人类爱找情感刺激的弱点，常特别受读者欢迎。这种趣味是低级的，因为它是颓废的，不健康的，而且是不艺术的。
其次是憨皮臭脸，油腔滑调
取这种态度的作者大半拿文艺来逢场作戏，援“幽默”作护身符。本来文艺的起源近于游戏，都是在人生世相的新鲜有趣上面玩索流连，都是人类在精力富裕生气洋溢时所发的自由活动，所以文艺都离不开几分幽默。
我们须承认幽默对于文艺的重要，同时也要指出幽默是极不容易的事。幽默有种种程度上的分别。说高一点，庄子、司马迁、陶潜、杜甫一班大作家有他们的幽默；说低一点，说相声、玩杂耍、村戏打诨、市井流氓斗唇舌、报屁股上的余兴之类玩意也有他们的幽默。
幽默之中有一个极微妙的分寸，失去这个分寸就落到下流轻薄。大约在第一流作品中，高度的幽默和高度的严肃常化成一片，一讥一笑，除掉助兴和打动风趣以外，还有一点深刻隽永的意味，不但可耐人寻思，还可激动情感，笑中有泪，讥讽中有同情。
许多大诗人、悲剧家、喜剧家和小说家常有这副本领。不过这种幽默往往需要相当的修养才能领会欣赏，一般人大半只会欣赏说相声、唱双簧、村戏打诨、流氓显俏皮劲那一类的幽默。他们在实际人生中欢喜这些玩意，在文艺作品中也还是要求这些玩意。
有些作家为要逢迎这种低级趣味，不惜自居小丑，以谑浪笑傲为能事。前些时候有所谓“幽默小品”借几种流行的刊物轰动了一时，一般男女老少都买它，读它，羡慕它，模仿它。一直到现在，它的影响还很大。
第三是摇旗呐喊，党同伐异
思想上只有是非，文艺上只有美丑。我们的去取好恶应该只有这一个标准。如果在文艺方面，我们有敌友的分别，凡是对文艺持严肃纯正的态度而确有成就者都应该是朋友，凡是利用文艺作其他企图而作品表现低级趣味者都应该是仇敌。至于一个作者在学术、政治、宗教、区域、社会地位各方面是否和我相同，甚至于他和我是否在私人方面有恩怨关系，一律都在不应过问之列。
文艺是创造的，各人贵有独到，所以人与人在文艺上不同，比较在政治上或宗教上不同应该还要多些。某一地某一时的文艺，不同愈多，它的活力也就愈广。当然，每一时一地的作家倾向常有相近的，本着同声相应的原则，聚集在一起成为一种派别，这是历史上常有的事而且本身也不是坏事。
不过模仿江湖帮客结义的办法，立起一个寨主，树起一面旗帜，招徒聚众，摇旗呐喊，自壮声势，逼得过路来往人等都来“落草”归化，敢有别树一帜的就兴师动众，杀将过去，这种办法于己于人都无好处，于文艺更无好处。
我们毋庸讳言，这种江湖帮客的恶习在我们的文艺界似仍猖獗。文艺界也有一班野心政客，要霸占江山，垄断顾客，争窃宗主，腼颜以“提携新进作家”自命，招收徒弟，一有了“群众”，就像王麻儿卖膏药，沿途号喊“只此一家，谨防假冒”，至于自己的膏药是“万宝灵应”，那更不用说了。
他们一方面既虚张自己的声势，写成一部作品便大吹大擂地声张出去；一方面又要杀他人的威风，遇到一个不在自己旗帜之下的作品，便把它扯得稀烂，断章取义把它指摘得体无完肤，最优待的办法也只是予以冷酷的忽视。
这种“策略”并不限于某一派人。文言作者与白话作者相待如此，白话作者中种种派别互相对待也是如此。可怜许多天真的读者经不起这种呐喊嘲骂的暗示，深入彀中而不知，不由自主地养成一些偏见，是某派某人的作品必定是好的，某派某人的作品必定是坏的，在阅读与领会之前便已注定了作品的价值。拿“低级趣味”来形容他们，恐怕还太轻了吧。
第四是道学冬烘，说教劝善
在这里我们将要谈的倒不是有意作宣传的作品，而是从狭义的道德观点来看作品中人物情境这个普遍的心理习惯。文艺要忠实地表现人生，人生原有善恶媸妍幸运灾祸各方面。我们的道德意识天然地叫我们欢喜善的，美的，幸运的，欢乐的一方面，而厌恶恶的，丑的，灾祸的，悲惨的一方面。
但是文艺看人生，如阿诺德所说的，须是“镇定的而且全面的”(Look on life steadily and as a whole)，就不应单着眼到光明而闪避黑暗。站在高一层去看，相反的往往适以相成，造成人生世相的伟大庄严，一般人却不容易站在高一层去看，在实际人生中尽管有缺陷，在文艺中他们却希望这种缺陷能得到弥补。
莎士比亚写《李尔王》，让一个最孝顺最纯洁的女子在结局时遭遇惨死。约翰逊说他不能把这部悲剧看到终局，因为收场太惨。十八世纪中这部悲剧出现于舞台，收场完全改过。孝女不但没有死而且和一位忠臣结了婚。我们中国的《红楼梦》没有贾宝玉和林黛玉大团圆，许多人也引为憾事，所以有《续红楼梦》来弥补这个缺陷。《西厢记》本来让莺莺改嫁郑恒，《锦西厢》却改成嫁郑恒的是红娘，莺莺终于归了张珙。
诸如此类的实例很多，都足以证明许多人把“道德的同情”代替“美感的同情”。这分别在那里呢？比如说一个戏子演曹操，扮那副老奸巨滑的样子，维妙维肖，观众中有一位木匠手头恰提着一把斧子，不禁义愤填膺，奔上戏台去把演曹操的那人的头砍下。这位木匠就是用“道德的同情”来应付戏中人物；如果他用“美感的同情”，扮曹操愈像，他就应该愈高兴，愈喝彩叫好。
懂得这个分别，我们再去看看一般人是用哪一种同情去读小说戏剧呢？看武松杀嫂，大家感觉得痛快，金圣叹会高叫“浮一大白”；看晴雯奄奄待毙，许多少爷小姐流了许多眼泪。他们要“善恶报应，因果昭彰”，要“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”，要替不幸运的打抱不平。
从道德的观点看，他们的义气原可钦佩；从艺术的观点看，他们的头脑和《太上感应篇》、《阴骘劝世文》诸书作者的是一样有些道学冬烘气，都不免有低级趣味在作祟。
第五是涂脂抹粉，卖弄风姿
文艺是一种表现而不是一种卖弄。表现的理想是文情并茂，“充实而有光辉”，虽经苦心雕琢，却是天衣无缝，自然熨贴，不现勉强作为痕迹。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像一个大家闺秀，引人注目而却不招邀人注目，举止大方之中仍有她的贞静幽闲，有她的高贵的身份。
艺术和人一样，有它的品格，我们常说某种艺术品高，某种艺术品低，品的高低固然可以在多方面见出，最重要的仍在作者的态度。品高的是诚于中，形于外，表里如一的高华完美。品低的是内不充实而外求光辉，存心卖弄，像小家娼妇涂脂抹粉，招摇过市，眉挑目送的样子。
文艺的卖弄有种种方式。最普遍的是卖弄词藻，只顾堆砌漂亮的字眼，显得花枝招展，绚烂夺目，不管它对于思想情感是否有绝对的必要。从前骈俪文犯这毛病的最多，现在新进作家也有时不免。
其次是卖弄学识。文艺作者不能没有学识，但是他的学识须如盐溶解在水里，尝得出味，指不出形状。有时饱学的作者无心中在作品中流露学识，我们尚不免有“学问汩没性灵”之感，至于有意要卖弄学识，如暴发户对人夸数家珍，在寻常人如此已足见趣味低劣，在文艺作品中如此更不免令人作呕了。
过去中国文人犯这病的最多，在诗中用僻典，谈哲理，写古字，都是最显著的例。新文学作家常爱把自己知道比较清楚的材料不分皂白地和盘托出，不管它是否对于表现情调、描写人物或是点明故事为绝对必需，写农村就把农村所有的东西都摆进去，写官场也就把官场所有的奇形怪状都摆进去，有如杂货店，七零八落的货物乱堆在一起，没有一点整一性，连比较著名的作品如赛珍珠的《大地》，吴趼人的《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》之类均不免此病，这也还是卖弄学识。
第三是卖弄才气。文艺作者固不能没有才气，但是逞才使气，存心炫耀，仍是趣味低劣。像英国哲学家休谟和法国诗人魏尔兰所一再指示的，文学不应只有“雄辩”（eloquence），而且带不得雄辩的色彩。
“雄辩”是以口舌争胜，说话的人要显出他聪明，要博得群众的羡慕，要讲究话的“效果”，要拿出一副可以镇压人说服人的本领给人看，免不掉许多装模作样，愈显得出才气愈易成功。但是这种浮浅的炫耀对于文学作品却是大污点。一般文学作者愈有才气，也就愈难避免炫耀雄辩的毛病。
从前文人夸口下笔万言，倚马可待，文成一字不易，做诗押险韵，和韵的诗一做就是几十首，用堂皇铿锵的字面，戏剧式表情的语调，浩浩荡荡，一泻直下，乍听似可喜，细玩无余味，这些都是卖弄才气，用雄辩术于文学。爱好这一类的作品在趣味上仍不很高。
文艺趣味上的毛病是数不尽的，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者。其中有些比较严重，有些比较轻微，但在一般初学者中都极普遍。许多读者听到我这番话，发现他们平时所沾沾自喜的都被我看成低级趣味，不免怪我太严格苛求，太偏狭。
这事不能以口舌争，我只能说：一个从事文学者如果入手就养成低级趣味，愈向前走就离文学的坦途大道愈远。我认为文学教育第一件要事是养成高尚纯正的趣味，这没有捷径，唯一的办法是多多玩味第一流文艺杰作，在这些作品中把第一眼看去是平淡无奇的东西玩味出隐藏的妙蕴来，然后拿“通俗”的作品来比较，自然会见出优劣。优劣都由比较得来，一生都在喝坏酒，不会觉得酒的坏，喝过一些好酒以后，坏酒一进口就不对味，一切方面的趣味大抵如此。